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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效力问题研究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Validity of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宪法效力及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认为宪法效力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或间接法律效力都不科学，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或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不存在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问题。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权威性、稳定性、全面性以及保障制度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是宪法效力实现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宪法效力的充分实现有赖于优化宪法实施的环境和完善宪法自身内容。

[关 键 词] 宪法效力 宪法遵守 宪法适用



前言：宪法效力的意义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1]。 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意义在于：第一，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立宪主义理念即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假定，也是制宪、行宪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没有效力，则立宪主义理念不能实现，制宪沦为政治标签，行宪则只是政治与权力获得合宪性的工具。第二，宪法的效力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表现。宪法效力是宪法的普适性价值落实到社会实际的桥梁，是纸上的宪法转化为实际规范（活的宪法）的中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宪法规范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宪法规范又要规范社会现实，校正“越轨”行为。因此，宪法效力既体现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体现了宪法的权威性。第三，宪法具有普遍效力，是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一切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制度措施的落实都最终依赖于宪法效力。宪法具有效力，是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的理性根据。第四，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实现，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效力自然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根本实现形式。因此，宪法有无效力以及其效力的实现程度反映了国家强制力的实现程度，宪法效力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

对宪法效力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宪法效力的目的是更好地、更充分地实现宪法的效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尚不深入，鲜有系统而专门的论述，当前通行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不涉及宪法效力问题。本文拟就宪法效力问题作一些基础性探讨，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 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及评述

宪法的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起源于德国。其背景是欧洲大陆公法与私法划分传统。宪法直接效力说的代表人物是尼伯泰。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的约束对象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而且也应涉及到公民间的私人法律关系的领域，要把传统的私法领域纳入宪法的直接约束范围之内，以便切实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直接效力说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民间组织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大并成为公民生活中第一依赖因素，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和侵犯之可能性及现实性大为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将公法（宪法）效力扩展到私法领域，包含着不能容忍的弊端：这将导致公法与私法的混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功能重叠，并抹煞了宪法所固有的基本属性[2]。于是，德国学者迪利赫、马温茨等提出了宪法的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规定虽然不对私人之间关系产生直接效力，但也不是没有关系，而是间接产生效力。……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的话，那就是：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减去私法保障的部分等于宪法保障的领域”[3]。德国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的焦点是作为公法的宪法在私法领域是否有效。

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争论与此并无直接关联。目前，在我国主张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直接效力论”）的学者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界定所谓“宪法的直接效力”的，一是指“宪法可以直接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必通过其它部门作为中介”[4]。一是指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宪法应当具有直接的法的效力，这里法的效力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是指在法院它有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指在发生了纠纷以后，它有没有被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标准”[5] 。实际上，上述关于宪法直接效力的含义可进一步抽象为：宪法具有直接适用性（不止于法院）。也有学者不承认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间接效力论”）。主要理由包括：宪法规范比较原则，有待于其他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便无法据以为判断行为正确的标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在，一是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宪法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二是对于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6]。

针对我国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笔者认为：

第一，宪法“直接效力论”值得商榷。论者认为，“宪法的直接效力”，意味着宪法不通过部门法作为中介而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暗示：宪法通过部门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就是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效力论”者否认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而意指宪法将完全不通过中介（部门法）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法律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也难与实践相符。事实上，许多宪法条文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社会生活，而必须通过其它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才能实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因为，判断宪法是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能否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只能是看它相对于宪法调整对象而言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门法本身应该是宪法调整的对象，宪法规定的原则、精神及其他具体内容在部门法中得到遵从、维护即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宪法就具有效力（即所谓“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而不能认为必须在实际社会生活或具体社会关系中直接发生作用宪法才具有效力。以在法院直接适用作为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的唯一标准显得更不科学。因为，“法不只是评价性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7]。宪法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性规范，而必须为法官即法院适用，否则，宪法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第二，宪法“间接效力论”也难以成立。首先，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宪法规范便无法付诸实施，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本质上就是宪法的实施，即宪法效力的实现，而不是待普通法律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发生效力后才间接地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其次，即使以下说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即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也只是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不正常现象，表明我国早期宪政实践背离了法治的普适性原则，并不能成为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的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一中国特有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但宪法在法院的适用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宪法学界对宪法在法院的适用即所谓宪法司法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宪法司法适用性的研究取得了极富价值的成果[8]。另一方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被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虽然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的地方法院早有依据宪法进行裁判的先例），但它彻底否定了“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性”的观点。有学者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关于教育权根本无须依据宪法[9]。最近成都某法院又受理了完全以宪法条文为依据的平等权案。可以说，宪法在法院的全面适用目前仅仅是技术和时间上的问题，在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再次，间接效力论者认为，对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种完全错误而且有违事实的说法。不仅许多国家宪法都对违宪责任及追究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有大量的实证案例。我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但仍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原则规定，如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三，以宪法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一些宪法学者认为，由于宪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实质上是以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否定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因为，法律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效力，即能够进入诉讼。不能进入诉讼或不具有司法效力，意味着宪法没有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不是为了实施、为了执行而制定法律的”[10]。宪法亦然。通过正式程序制定的宪法，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所有立宪主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因此，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是为了弥补具体法律之不足或漏洞的，甚至“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11]。这意味着，即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也能够、应当而且必须进入诉讼，即必须获得适用。

第四，笔者认为，根本无须提出宪法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的学说，宪法具有“直接效力”是无须论证的。笔者在这里说的“直接效力”与前述直接效力论者的“直接效力”有质的区别。我所谓宪法直接效力即是宪法针对自身调整对象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非针对社会现实和具体社会关系。因此，和其他任何部门法一样，说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具有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荒谬性，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似乎宪法不能直接适用。法律效力只能是直接的，不存在仅具有间接效力的法律。因此，主张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即主张宪法没有法律效力。

第五，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本质含义在于宪法的直接适用性。“最高法律效力”意味着：在效力不一的规范等级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效力比其他规范高。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相一致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其他规范。直接适用其他规范隐含着其他规范不能违宪，宪法在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实现了对其调整对象——一般法律的约束，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即表明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具有所谓“直接”法律效力。

总之，笔者认为，宪法具有法律效力即意味着宪法的直接适用性，一部真正有效的宪法不可能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为避免实践中所谓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15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的作用，适用俄罗斯联邦全境”[12]。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直接效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直接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和有关法律条款，审理宪法诉讼案；一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因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款要求制定颁布普通法律，立法活动使宪法条款得以执行[13]。



二、 宪法效力的特点

与一般法律效力相比，宪法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最高性。这是宪法效力最重要的特征。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一方面根源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就是“指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14]。另一方面根源于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这一理论预设 [15]。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表现在：第一，宪法处于一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最上层，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最终依据，而且，其他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违宪的法律不得生效或者须经由特定机关宣告其无效。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议会有无上权威，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最高的，它的法律制度把一切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提高到了其他国家中宪法应有的高度[16]，这是英国宪法效力最高性的特殊表现。宪法效力的最高性是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有人将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称之为宪法的至上性[17]。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的实质意义在于：一般法律规范与宪法条文相抵触时，一般法律规范失去效力，宪法条文可成为直接适用的依据。第二，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根本准则，任何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

（2）稳定性。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同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它比一般法律规范变动少，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适用，能适应较大限度的社会变化[18]，它主要是指宪法的内容不轻易的修改、变化。宪法的稳定性是通过宪法效力的稳定性来实现的，但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涉及宪法内容的修改、变化，仅意味着一部生效的宪法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保持着同等的效力，它表明了一部宪法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连续状态。我国1954年宪法存在了大约20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宪法的稳定性），但在1957年后其实施受到削弱，文革十年遭全面破坏，被不宣而废[19]，在以后的时间里宪法虽仍保持形式的稳定性，但宪法效力丧失了稳定性，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因此，宪法效力的稳定性直接体现了宪法的秩序价值，使人们能够依据宪法的“提示”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从而对未来的生活作出有效的预测、规划、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其内容和形式应具有稳定性即不轻易修改、变更外，其效力也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确保宪 政价值得以实现的一般前提条件。“一部有效的宪法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稳定可行的宪法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和法律前提”[2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

1988年3月16日，国家中医管理局

一、奖励的目的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关于省（部委）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若干规定》（试行），奖励在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广大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及其他从事中医药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中医管理局特设立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二、奖励的范围
第二条 奖励的范围包括：
（1）新的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中医预防、临床（含中医临床经验总结，民间单、验、秘方，一技之长与特殊疗法的发掘、整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中医护理及文献的整理、研究等方面；
（2）推广、应用已有的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
（3）中医药器械、仪器、设备的研制；
（4）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应用国外先进技术；
（5）技术基础工作（如标准、计量、科技情报、科技档案等）；
（6）为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而进行的软科学研究。
第三条 凡申请本奖励的项目，不得同时向国务院其他部、委、局申请部、委级奖励。凡已获得国家级和其他部、委、局级科技进步奖励的项目，不得再申报本奖励，对重复申报的项目，予以撤销。

三、奖励的标准
第四条 本奖励要求按下列三个条件进行综合评定：
（1）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指先进程度、创新程度与难易程度或复杂程度）：
（2）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包括直接的与间接的）；
（3）推动中医药科技进步的作用（指实用程度或推广、应用程度及其意义）。
一等奖项目应达到同类项目的国内或国际的领先水平，技术难度大，推动中医药科技进步作用大，并取得重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二等奖项目应达到同类项目的国内先进水平，技术难度较大，推动中医药科技进步作用明显，并取得比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三等奖项目应是同类项目的国内较先进水平，有一定技术难度，推动中医药科技进步作用比较明显，并取得比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第五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申报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新的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属于：
1．国内或国际首创的；
2．本行业先进的；
3．经过实践证明具有较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
“国内或国际首创”是指某项科学技术成果，在国内或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的，并首次应用于中医药实践的，同时依据科学技术成果管理规定首次登记的，或虽未登记，但也未曾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或与公开的类似科学技术成果有本质的差别的。
“本行业先进”是指某项科学技术成果已实现的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超过了国内已公开的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
“经过实践证明具有较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是指某项科学技术成果经过中医药医疗实践、预防实践、生产实践或科学试验证明，确实有较大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般指在医疗、预防、教育、科研等方面，应用后的意义、价值和效果。经济效益是指已取得的直接（一次）累计净增经济效益、年均净增经济效益（两者同时列出）和间接或潜在的经济效益。
（二）在组织、实施推广、应用已有的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中，做出了有效的工作或创造性贡献，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三）研制应用于中医药工作中的器械、仪器、设备；或在设计、生产过程中采用新技术，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四）在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应用国外先进技术中，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五）在标准、计量、科技情报、科技档案等技术基础工作中，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取得了国内较高水平的成果，效果显著，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六）在为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现代化而进行的有关战略、政策、规划、评价、预测、科技立法及有关管理科学与政策科学的软科学研究中，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并经实践证明取得了显著的综合社会效益。

四、奖励的等级
第六条 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下列三个等级。
奖励等级 荣誉奖励 奖金
一等奖 国家中医管理局
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5000元
二等奖 国家中医管理局
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3000元
三等奖 国家中医管理局
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1500元
第七条 国家中医管理局设立全国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负责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审工作（注），国家中医管理局科学技术司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第八条 获奖项目由国家中医管理局每年统一公布。

五、申报条件
第九条 凡申报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必须应用于实践一年以上，证明其效果稳定可靠，并经使用单位验收合格，出具证明；其中凡属仪器、器械、设备和工艺流程的项目，必须完成工业性试验；凡能形成商品的必须达到批量生产的水平，并取得较大的社会或经济效益；凡属软科学的项目，必须被使用部门接受，并应用于决策和管理实践。
第十条 重大项目申报奖励时，应包括参加该项目的子项。若某子项成果完成后确因科技水平很高、技术难度大，不仅适用于本项目，还可应用于其他方面，并经实践证明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时，在扣除该子项目后不从根本上影响总项目获奖的前提下，征得总项目负责者的同意后，可单独申报奖励，但重大项目申报奖励时，应写明其中的其子项已于何年何月申报并获得何种等级奖励。对重大项目评审时，应剔除单独获奖的子项后，加以综合评定。已单独获奖的子项，亦不再分享总项目的荣誉和奖金。
若总项目中某子项成果，虽然水平很高，技术难度大，但仅适用于本项目，不能单独申报奖励。
第十一条 正在研究中的项目，原则上应待其完成后，整体申报奖励。
第十二条 凡在申报前有争议的项目，在争议未解决之前，有关单位或个人均不得申报奖励。
第十三条 华侨、外籍华人和外籍人员在我国完成的中医药科技项目，如符合本管理规定，可申报奖励。
第十四条 我国的留学生或学者，在国外取得的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如产权属于我国，符合本管理规定可申报奖励。

六、申报、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负责项目申报和负责组织预审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管理局、卫生厅（局）及国家中医管理局直属单位统称为“申报部门”，申报部门应对本部门的申报项目进行认真审核，合格的由申报部门签署意见后上报。
第十六条 申报奖励的程序原则上按任务来源的隶属关系。每个项目可视其具体情况，按下列渠道申报：
（一）项目任务来源由1个部门下达的，完成单位向任务下达部门申报，若完成单位的任务下达部门无行政隶属关系，则应同时报告该单位的行政隶属部门。
（二）项目任务来源由2个部门下达的，则下达部门均应作为申报部门，应由项目完成单位的行政隶属部门组织申报，同时抄送其他任务下达部门。
（三）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则应由项目主持单位与其他完成单位协商一致后，联合申报。
（四）自选项目按行政隶属关系上报。
（五）如有其他特殊情况，需由项目完成单位协商确定申报部门。
第十七条 申报部门预审应完成下列工作：
1．审查项目是否符合中医药科技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审查申报项目是否已获得其他科技奖励。
2．对申报项目作如下形式审查：是否按申报书的规定填写并报齐应有的附件，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3．对申报项目的实质内容有疑问时，须与填报单位磋商，必要时应组织实地考察或采取其他形式调查研究。
4．预审结果应写出书面意见并说明推荐奖励等级的理由。
第十八条 凡评审委员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在讨论和表决该项目时，应回避参加（该委员不计入应到人数）。
第十九条 凡申报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均需交纳评审费。

七、主要完成者和主要完成单位
第二十条 申报项目的主要完成者是指对该项目的完成作出创造性贡献，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之一的主要人员：
（一）提出和确定项目的总体方案设计；
（二）在研究过程中直接参与并对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解决作出重要贡献；
（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在应用、推广或投产过程中的重要技术难点；
第二十一条 各级领导干部如确曾参加某项课题、并符合第二十条的规定条件，可作为主要完成者申报奖励，但在申报书内，应附详细书面材料，如实说明其所做技术贡献，并由申报单位出具证明，本人签字，方可生效。
第二十二条 申报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是指项目主要完成者所在的基层单位，并在该项目执行或推广、应用、投产的过程中提供技术、经费、设备等条件，对该项目的完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县、团级以上（含县、团级）的政府部门原则上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加申报。
第二十三条 主要完成者及主要完成单位的限额数为：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主要完成者 9 5 5
主要完成单位 7 5 5
第二十四条 国家中医管理局对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者和主要完成单位分别授予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五条 获奖项目主要完成者的贡献应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晋级和聘任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八、奖金的分配
第二十六条 获奖项目的奖金不重复发放。如获奖项目已获得过某一级科技进步奖励，并分得了奖金，则对项目完成者只补发高于原奖金的差额部分。
第二十七条 奖金应如数发给项目完成者和主要完成单位，按贡献大小合理分配。主要完成者所得奖金应占奖金总额的50—70％，其余部分发给科研辅助人员。
第二十八条 项目完成者的奖金不计入单位的奖金总额，不征收奖金税。

九、项目争议的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已公布的获奖项目如有争议，必须在公布之日起2个月内提出，超过2个月提出，一般不予受理。
第三十条 凡涉及项目主要完成者、主要完成单位或名次排列的争议问题，由申报部门负责处理，并将结果报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司审核备案。
第三十一条 凡涉及项目技术实质性问题的争议，由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司组织有关专家调查后，报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最后裁决。
第三十二条 如发现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者，撤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
第三十三条 对获奖项目提出争议或揭发弊端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写清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地址等，否则不予受理。如发现诬告他人者，经调查核实，证据确凿，则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争议的处理应持积极态度，自公布之日起4个月内仍未处理完毕的，则取消该项目获奖资格，待争议处理完毕后，可按新项目重新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