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 公安部 等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
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现将会议纪要发给你们，请迅速传达贯彻，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纪要》中涉及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将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纪要》与“两高”的解释相抵触，以“两高”的解释
为准。
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政策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辽宁、山
东、陕西、四川、江西、湖北、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10省、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出版局等有关部门派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以党的十
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学习、研究了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通知》），交流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经验和问题，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讨论了查处工作
中应注意的政策、法律界限；公安、新闻出版系统与会的同志还专门讨论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总结了前一段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对查处工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与会同志回顾半年来贯彻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精神、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实践，一致认为：国务院关于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半年来取得的战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7月至10月底，全国共查获非法
图书1613万余册，非法期刊474．7万余册，非法报纸656．6万余份，非法录音带151万余盒，非法录像带89600余盒。其中大部分内容诲淫诲盗，格调低下，教唆犯罪，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扰乱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影响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败坏了改
革、开放政策的声誉；尤其是这些非法出版物毒化了社会风气，毒害了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影响更大。近年来，刑事犯罪人员趋于低龄化，2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人员总数的50％以上。在青少年犯罪中，性犯罪、暴力犯罪占相当比重，其中不少是带有帮会色彩的团伙犯罪
。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宣扬打斗、凶杀、色情、淫秽的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引诱。因此，对非法出版活动，特别是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是十分必要的。开展这项斗争，是把加强行政管理、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治安管理与打击犯罪结
合起来的综合治理工作，是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步骤，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措施。
与会同志还指出，这次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行动，由于各级政府重视，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广泛宣传，大造声势，重点明确，注意政策，堵源截流，加强管理，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刹住了猖獗一时的非法出版活动。但是，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楚地认识
到：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还将长期存在，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还将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势必仍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钻法制不健全的空隙，利用非法出版活动牟取暴利，甚至进行破
坏活动。因此，我们要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加强联系，互相支持，联合行动，对随时出现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予以迎头痛击，以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
二、会议强调加强经常性的管理工作，逐步使出版管理工作法规化、制度化。
与会同志指出，要比较彻底地制止非法出版活动，必须针对出版活动（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销售）每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摸索符合客观规律的管理制度，既治标，又治本；既堵塞漏洞，又利于改革搞活，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促进我国出版事业进入健康而富
有活力的发展阶段。
出版管理中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印刷业的管理，以堵塞非法出版物的源头。为此，会议对国家经委、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轻工部等部门联合草拟的《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发布实施。
三、会议认为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两高《通知》，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通过认真学习两个法规文件，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个法规文件的发布，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出版管理事业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大家分析这两个文件的内容说：两高《通知》的第一项规定，明确了查处一般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的法律依据，即凡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情节严重的，都应当按投机倒把罪论处；两高《通知》的第二项规定，明确了查处特殊的非法出
版活动，其中非法经营或非法获利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的，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将“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行为”，列入应予以行政处罚的投机倒把行为，则为查处一般的构不成犯罪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
法律依据。有了这两个法律文件，查处非法出版活动的法律依据就比较完备了。如果说，以往对非法出版活动打击不力是因为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那么，今后再出现打击不力的现象就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了。
四、会议对当前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中的几个重要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与会同志通过对当前查处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讨论，对几个重要的应当解决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对非法出版物的含义作了明确规定：
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
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行政机关或省以上（含省级）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否则，所印制的出版物，亦视为非法出版物。
上述规定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出版物本身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为依据。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定，只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出版单位，才是合法出版单位。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
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他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除上述非法出版物外，内容淫秽、反动的出版物，也是非法出版物；即使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具有淫秽、反动内容的出版物，也应视为非法出版物。
2．关于当前查处的重点对象。与会同志认为，在当前依法查处非法出版活动中，应重点查处以下几种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淫秽出版物的制作、贩卖、传播的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量出版、印制、发行、销售内容淫秽、反动的非法出版物的犯罪分子；
以从事非法出版活动为常业、获取非法收入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
非法出版活动集团的首要分子；
从事非法出版活动屡教不改，特别是曾受到处罚仍不悔改，继续搞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分子。
与会同志强调，在查处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而判断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那些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非法出版活动，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则要加以保护、扶植。总之，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注意掌握政策界限，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以达到打击少数严重不
法分子，教育大多数的目的”。
3．关于对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由于非法出版活动本身具有的不付稿酬、印制量大、利润高等特点，如果对非法出版犯
罪案件完全适用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关于“数额”的规定，就不恰当了。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较少，非法出版活动的情况又较复杂，要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数额标准，条件还不够成熟，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总结经
验。当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两高1985年规定的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同时，应结合其他严重情节综合加以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有：非法出版物内容的毒素大、危害性大；长期从事或多次搞非法出版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
利用职权搞非法出版活动；非法出版物已发行到社会上，等。
4．关于非法出版物的鉴定问题。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对非法出版物，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司法机关应委托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物主管部门组织具有专门知识和一定政治素质的人进行鉴定。出版物的鉴定，必须有3名以上经出版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人进行；鉴
定后，应写出鉴定书；鉴定人、指派鉴定人的单位应在鉴定书上签字或加盖印章；鉴定书应较具体地写明鉴定结论的根据。
对鉴定结论发生争议或有异义时，属图书、报刊的，应提请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人复核；属音像的，应提请广播电影电视部组织专人复核。
鉴定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是国务院1985年4月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5．关于如何对待已处理的案件。对两高《通知》下发前已作过处理的案件，一般不再变动，但对下列少数案件要重新处理：非法获利或非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犯罪活动情节恶劣，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依法本应严惩，而只作了行政处罚的案件；受到行政
处罚仍不悔必，继续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的案件等。
6．关于证据问题。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要把证据搞扎实；对非法经营和非法获利的数额，要证据确凿，计算准确，不能估算。
7．关于如何处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问题。与会同志反映，目前在查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法出版活动中，阻力很大，处理困难。与会同志认为，办理这一类案件时，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严格按照两高在《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的有关规定办案，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为本单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一般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工商法规处理；对其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饱私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会同志强调，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会后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情况，互相支持，配合行动，不要互相推诿，也不要越权插手不应属于本部门处理的案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管理部门要会同公安、工商
行政管理等部门切实加强对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出版违法活动，要尽快查清，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制作淫秽出版物的犯罪活动，要迅速立案、侦破、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严重的非法出版犯罪
分子，应当依法惩处。会议希望各地抓住若干典型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尽快查清处理，广为宣传，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1988年3月8日
刑法中的酌定量刑情节
酌定量刑情节，简称酌定情节，它虽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情节，但对量刑仍然起着重要影响作用。根据司法实践，常见的酌定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种：
1．犯罪的手段。特定的手段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内容时，不是量刑情节；故这里的犯罪手段是指不属于构成要件内容的手段。犯罪的手段残酷、狡猾程度，直接说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因而影响量刑，如伤害的手段是否残忍，就对量刑起影响作用。
2．犯罪的时空及环境条件。犯罪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不同，也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因而是影响量刑的因素。例如，在发生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时犯罪，其危害性就重于在平时的犯罪，量刑时应当考虑。
3．犯罪的对象。在刑法没有将特定对象规定为构成要件的情况下，犯罪对象的具体差别，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是量刑时需要考虑的情节。例如，盗窃救灾、抢险款物的危害性就重于盗窃一般公私财物的危害性，量刑时应区别对待。
4．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当危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时，危害结果(包括直接结果、间接结果)的轻重对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起重要作用，因而成为量刑时应斟酌考虑的重要情节。例如，同是隐匿、毁弃他人信件，其隐匿、毁弃的信件多少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不同，量刑就应有所不同。
5．犯罪的动机。犯罪动机不同，直接说明行为人的罪过程度不同，因而是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例如，同是故意杀人，有的是出于义愤杀人，有的是因为奸情杀人，其所反映的罪过程度就有差别，量刑时也应有所差别。
6．犯罪后的态度。犯罪后的态度，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因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例如，有的人犯罪后坦白悔罪，积极退赃，主动赔偿损失，有的人犯罪后却负隅顽抗，隐匿赃物，要挟被害人，这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不同，改造的难易程度不同，在量刑时必须区别对待。
7．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一贯表现既不是定罪的根据，也不是量刑的主要依据，但与犯罪行为有密切联系的一贯表现，却是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因为这种因素也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例如，两个盗窃相同数额财物的罪犯，一个平时经常有小偷小摸行为，一个没有不良表现，对于前者的量刑就应当重于后者。
8．前科。前科是指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事实(参见刑法第100条)。依法受过刑事处罚后又犯罪的，说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为严重，理当成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如果构成累犯或者特定的再犯(刑法第356条)，则属于法定情节。
作者：苏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