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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声音，真的让人一时间蒙了很久，我们的国家应当是法律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为什么说是法律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呢？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法律思想家哈林顿认为，政府的原则可以分成两面，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则。一是外表的或财富的面，外表或财富是产生政府权利物质条件，人依靠财富不像其他东西那样是出于选择的，而是出于生活必需，同样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之上，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基于此，哈林顿以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为标准，将国家政体分为三种，他认为，财产是政权的基础，财产的分配方式或地产的分配比例不同就产生不同的政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土地或者大部分土地归一人所有，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极权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少数人或一个贵族阶级或贵族成为地主，这样的国家就是混合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果全体人民都是地主，那么就是一个共和国。要维系共和国，就必须以法律保障它赖以建立的这种基础，由此，确定和遵守土地法是政权稳固的关键。
另一面的原则是权威：在哈林顿看来，一个好的政府不仅需要外在的原则——建立在财权基础上的权利，而且也需要内在的原则——以心灵的各种素养为基础的权威，此处的“心灵的素养”主要是指“从私人利益的泥潭里跳出来”的美德。
完美的政府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原则，因为财富为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为政府统治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心灵的素质则能使政府的人们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和权威，使人们从内心真正地爱戴它和服从它。光天化日之下的祸患是由于掌权的人，由于那些排斥珍贵美德和美德对政府的影响——“权威”而导致的。可见，外在和内在两者在完美政府中是缺一不可的，也正如哈林顿陈赞的那样：能够把心灵的素养和财富的有利条件在政府里结合起来的立法者，就最接近上帝的业绩。哈林顿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理智或者智慧，是政府美德的具体体现，政府正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可以说法律是国家的美德、法律使国家的灵魂，法律使得国家治理具有权威性，从这一原则出发，哈林顿心中完美的共和国也应该是“法律的王国”。 更进一步说，哈林顿理想中，执政官在公布典章制度时表明了两个大字——自由，自由是共和国的价值追求，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法律。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存在于他的理智王国中，那么缺乏理智便会使他成为情欲的奴隶。由此可见，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王国之中，缺乏法律便会使它遭受暴君的恶政。在哈林顿看来，共和国的财权的保障、权威的产生和维系以及自由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法律，因此“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在古希腊美丽迷人的爱琴海畔，智者柏拉图为人类勾勒了他心中的理想国；斗转星移，事隔两千多年以后，在有“海上贵妇”之称的英国，哈林顿为人们描绘了他的理想图景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法律的共和国而不是人的王国，同时又具有像上帝一样设计出来的最得天独厚的，是天地间最幸运的国家，它那永远五谷丰登的原野不会被冰雪所封，也不会有赤日流浆的时候。几经周折哈林顿终于在1653年秋发表了他的专著《大洋国》，此书以政治小说的形式阐述了他的共和制思想及历史根据，称得上是他为当时的英国提出的一部宪法草案，一部在他看来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脍炙人口的命题出于此书，既反映了哈林顿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共和国与治世之道的景仰，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等法治主义先驱的思想对他的熏陶。哈林顿推崇亚里士多德等前任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一种是根据“法律或古代经纶之道”定义的“在共同的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保存”的政府，这是“法律的王国”；另一种是“根据事实或近代经纶之道”定义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使一个国家隶属属于自己，并按照他或他们的私利来进行统治”的政府，这就是“人的王国”。
“法律共和国”而不是“人的王国”也即指向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哈林顿在《大洋国》中也关注了“怎样才能使共和国成为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重要问题。哈林顿认为，由于共和国中进行辩论和决定的是人，这一问题也既是：怎样才能保证一个共和国的辩论和决议是根据理智作出的？在他看来理智可以说是利益，共和国的辩论的决议应该是根据人民的利益作出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建立一种“能迫使这个人或那个人放弃自身特殊的打算，而从共同的福利或利益的角度来打算”的法令，这种法令的建立与实现，则依赖与良好的共和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良好的政府有赖于良好法律的塑造，而良好的法律又导源于良好的政府。”什么样的共和国才是良好的共和国呢？哈林顿以两个姑娘分一块饼为例说，国家的奥秘在于均分和选择，一个良好的共和国在结构上，根据均分和选择的常理，应分为立法、执法、监督三个机构，同时，一个良好的共和国还必须始终贯穿均势平等原则，包括上述的物质基础或产权平等，只有这样的共和国才是良好的、平等的共和国，才能使共和国成为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命题就像法治长河中一颗摧残的明珠，经历了三百多年岁月的洗涤，依然散发出 光彩。当然，不可否认，这一命题是哈林顿为当时的应该资产阶级设计的治国之道，提出之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力图保持资产阶级从人民手中篡夺的革命果实，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剥离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外延，它以法律为纲、奉行法律至上、推崇法治、反对人治的合法内核，无疑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这一被历史和实践考验了的法治精髓使它传送至今！





　　逮捕羁押属于刑事诉讼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为严厉的手段。修改后刑诉法构建的“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审查”制度契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总体设计，凸显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该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还需要构建符合我国司法实践和诉讼规律的运行机制。

一、司法实践中逮捕羁押侵犯人权的表现形态

羁押是由逮捕的适用所带来的持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实践中逮捕羁押侵犯人权的表现形态有以下几种:1.错误羁押。即逮捕羁押无罪之人，包括客观事实上无罪和法律事实上无罪。2.超期羁押。一是显形超期羁押。即明显违反刑诉法的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的羁押时间超过法定的羁押时限。二是隐形超期羁押。即对不符合延长羁押期限法定条件的予以延长，对没有法定退回补充侦查理由的退回补充侦查，或者有关机关的办案人员通过个人之间的联系，以表面形式的程序转换将已届满的羁押期限予以延长等变相超期羁押。3.不当羁押。即对不应当继续羁押的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予羁押。主要表现为: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被决定逮捕时始就没有羁押的必要性。二是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失去法定的羁押必要性情形。三是羁押的期限可能或已经超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有时从侦查到审判的羁押期限超过应判处刑罚，有时经过诉讼程序推进中的侦查、审查和法庭审理，所涉嫌的犯罪由重向轻的方向转化，而羁押期限已超过应判处的刑罚。

对于隐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维权的难度也大。尤其是在侦查环节的延长羁押期限、在审查起诉环节的退回补充侦查、在审判环节的延期审理和发回重审以及审判机关的内部请示等过程中，极易发生隐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现象。显然，隐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问题系“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的主体类型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安排，案件所处诉讼阶段的有关办案机关拥有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基于此，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从两个主体层面规定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的种类。

1.法定职责型。即刑事诉讼各阶段的有关办案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履行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的职责。一是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经对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提出了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的，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里的“处理情况”自然是有关办案机关本身所进行的审查结论。二是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包括逮捕在内的强制措施，有关办案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这里的“决定”当然也是建立在审查的基础之上。

2.法律监督型。即人民检察院依其法律监督职责进行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并向有关机关提出法律监督建议。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前所述，人民检察院的这种法律监督建议必然产生有关办案机关本身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并作出相应决定。

通过对上述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主体类型的划分可以看出，有效发挥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应有功能的关键在于，落实和强化有关办案机关的“法定职责型”审查，有关办案机关在履行该法定职责上，既要依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建议或权利人的申请及时认真全面审查并按法定期限处理和答复，自觉接受监督和制约，又要结合对案件的办理主动履行该职责。对“法律监督型”审查，人民检察院除了主动履行职责外，还应将此作为有关权利人的一项救济机制，当申请变更逮捕措施的权利人不服有关办案机关不同意变更逮捕措施的意见时，应启动“法律监督型”审查。

三、“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的法理基础

1.“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与无罪推定的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于2004年载入我国宪法，修改后刑诉法第2条将贯彻落实这一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一。同时，我国刑诉法吸纳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涵，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逮捕使得在法律上处于无罪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羁押状态，其人身自由受到国家强制力的直接限制，丧失或者基本丧失了从事社会基本活动的必要条件。构建“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制度，及时将没有或者已经失去羁押必要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羁押，以体现无罪推定的精神，强化了国家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切实保护。

2.逮捕的法律功能与比例原则。根据刑事法治理念，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系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双重法律功能，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是实现该双重功能的重要原则。比例原则是指要否采取强制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强制措施，要同犯罪的轻重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强调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相当性、适当性。对于逮捕措施的适用，比例原则直接体现为逮捕羁押的“必要性”。修改后刑诉法从证据条件、罪刑条件、社会危害性条件三层次界定逮捕的“必要性”，进一步完善了逮捕的条件和程序。在此基础上，增加规定“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这一新制度，使得对这种“必要性”的审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种动态性、全程性的法定措施，防止逮捕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之一的法律功能的异化。

3.逮捕羁押权力控制和检察监督原则。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检察监督原则。具体到逮捕措施的适用，人民检察院一方面通过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审查批准权，直接控制逮捕权的行使;另一方面，行使对执行逮捕及其逮捕后的羁押的监督权。构建“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制度，为各诉讼阶段拥有逮捕后是否变更强制措施决定权的有关办案机关行使继续羁押的权力设置制约控制防线，使羁押措施的持续状态不再无所约束，有利促进检察监督原则实现对逮捕羁押权的依法控制。

四、构建“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基本路径

1.突出审查的重点。重点是围绕是否存在不当羁押和隐形超期羁押进行审查。将隐形超期羁押纳入其中，一是这种超期羁押表面形式合法而实质违法，二是这种超期羁押严重侵犯人权而被侵权人又难以维权。以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为使命的人民检察院理当在履行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中对此问题予以深刻关切。

2.强化“法定职责型”审查。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将“法定职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纳入人民检察院各办案部门的职责内容。在强调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和审查延长羁押期限过程中深入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同时，各办案部门都应在办案中认真履行该职责，尤其是当有关权利人提出变更逮捕措施申请时应及时启动审查，依法在三日内作出答复;对源自“法律监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意见，也应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实施法律监督的部门。

(作者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