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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23日人民法院报“刑事行政”版刊有骆惠华、付竹《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一文，笔者基本同意该文的观点，即在数罪并罚情况下，一般不适用缓刑，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但应持慎重态度，从严掌握。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在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时参考。

　　一、数罪并罚在一般情况下不宜适用缓刑

　　行为人以两个以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两个以上的行为，具备两种以上犯罪构成的，即为数罪，刑法理论上称之为“实质的数罪”。而数罪并罚，则是指一人犯有数罪情况下，人民法院对其所犯的各种罪分别定罪量刑以后，依照法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由此可见，数罪并罚下的定罪量刑过程所包含之问题，远比一罪的刑罚适用过程复杂得多，其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数罪特征。必须是一行为人犯有数罪，如某行为人没有犯实质的数罪或独立之数罪，即失去数罪并罚的事实前提，也当然不在并罚之列。二是时间特征。即数罪必须发生在法定期间内，世界各国对此有不同立法规定，但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适用则以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所犯数罪作为适用并罚的最后时间界限，同时对于在不同刑事法律关系发展阶段内所实施或发现的数罪，采用不同的并罚方法。三是原则特征。即必须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法定的并罚原则、范围和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参见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上集，第475-479页）。

　　由以上分析所知，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比犯有一罪的犯罪分子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而适用数罪并罚之方法，就能依法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处以较重的刑罚，有利于惩治犯罪。因此，设置数罪并罚制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体现了法之正义性与实现刑罚之目的性。正是基于此，刑法理论与实务上都强调，一般情况下对数罪并罚的犯罪分子不宜适用缓刑。1996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法发[1996]21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下列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1、犯罪行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2、没有退赃，无悔改表现的；3、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投机倒把、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的；4、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5、曾因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的；6、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项和物资，情节严重的。”事实上，司法实务操作中不但经济犯罪审判上执行此规定，涉及其他犯罪中数罪并罚的，如涉毒、涉恶、涉黄、药品、醉驾等，一般也不宜适用缓刑。

　　二、数罪并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

　　正如骆惠华、付竹文中所言，慎重不等于排斥。对于一人犯有数罪的情况，绝对地排斥缓刑的适用也是不当的，因为这样既不利于刑罚目的之实现，也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悖。笔者认为，数罪并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缓刑，并不违背缓刑这一刑罚执行方法的创设宗旨，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校正性正义”的功能与作用，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犯罪分子回归社会。至于何谓“特殊情况”，笔者的理解是，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认为比较“特殊”，尽管实行数罪并罚但仍可以视为“特殊情况”而适用缓刑：

　　第一，主体特殊。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据刑事法律应负刑事责任的人。从理论上讲，任何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均应接受刑事追究，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具体处罚又是不同的，以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往往在刑法的条文中即作了明确要求，主要有：1、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七十五岁以上的人犯罪的特别要求；2、刑法第十八条第二、三款规定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的犯罪、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特别要求；3、刑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特别要求；4、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过当的人构成犯罪的特别要求；5、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紧急避险过当的人构成犯罪的特别要求；6、刑法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四条规定的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的特别要求；7、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的特别要求等等。上列这此犯罪主体，或因年龄因素（未成年或年老），或因智障因素或身体残缺不便关押执行因素，或因犯罪状态或行为作用因素，尽管被数罪并罚，但有的可以成为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执行对象。

　　第二，案件特殊。按照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的；（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影响”。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的修改主旨有三：一是将缓刑的适用条件明确化和具体化，即规定四个必备条件，增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二是增加未成年人、孕妇、年老之人三类主体应当宣告缓刑，表明此三类案件从法定性上保证法官无须请示即可下判；三是在该条第三款增设了禁止令的适用，即同时禁止缓刑犯的活动区域或范围，以防止再次犯罪。从该条的结构上看，就案件情况分为两大类。第一，应当宣告缓刑的案件，主要有三类：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是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考虑，防止关押后交叉感染，不利于教育、挽救与感化；二是孕妇犯罪案件，这是基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考虑，因妇女关押执行将产生诸多不便，需要特别关护；三是年老的人犯罪案件，七十五周岁以上之人，本身余年不多，施以监禁执行不符合人性化要求，故须特殊考虑。第二，可以宣告缓刑的案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案件范围。一方面，指凡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皆“可以”适用缓刑，因为这从刑种和量刑幅度方面分析，都表明是轻刑犯罪甚或轻微犯罪的案件。另一方面，凡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并不当然适用缓刑，只有同时符合四种必备条件的，方能“可以宣告缓刑”。而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涉及拘役、三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均达数百种以上，尤其拘役刑的案件最多，几乎五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均有拘役刑种。这就表明，“可以宣告缓刑”的案件太多，因而刑法修正案用四个必备条件加以限制，是必要的。

　　第三，情节特殊。案件情节在决定适用监禁刑或非监禁刑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案件情节主要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从法定情节讲，又分为法定从重、加重处罚情节和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涉及拘役、三年以下徒刑适用缓刑的，当然仅指后者，主要有以下几类：1、自首和以自首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坦白交待（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3、立功（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从酌定情节看，按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是关于酌定情节下减轻处罚之特别规定。事实上，除这种须报经核准的减轻处罚外，司法实务中还存在量刑上的大量酌定情节，比如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初犯、偶犯、赔偿损失、避免严重犯罪后果发生等等，均属于量刑考虑的重要情况，有些甚至对数罪并罚情况下能否适用缓刑产生重要影响，如下例：

　　原甘肃省白银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万国英（副厅级）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三罪并罚案件，并罚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3年第4辑第171-173页），最高法院孙长山法官在撰写该案例时指出：兰州中院以受贿罪（金额3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挪用公款罪（金额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54482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鉴于受贿、挪用数额小，没有为行为人谋利益，所挪用之款亦全部归还，犯罪情节较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也不高，故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体现了对犯罪的依法惩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这表明，犯罪情节决定了缓刑之适用。1998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能否适用缓刑问题的复函》（[1998]高检研发第16号）指出：“对于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犯罪分子，只要判决执行的刑法为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案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0年第1辑第125页）”。

　　三、数罪并罚适用缓刑很敏感，故须慎重

　　如前所述，数罪并罚即是对于犯有两个以上之罪的行为人，就其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合并执行（参见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第1154页）。在我国，刑法规定可以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置的情况有三种：即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犯罪分子还有漏罪未判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罪的。关于数罪并罚，各国刑法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处罚原则，即吸收原则、合并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均采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并科原则为补充的折衷原则。就刑法量刑的角度而言，数罪并罚制度的本质，就是协调各种宣告刑与执行刑的原则的有机统一体系（参见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第475页）。

　　由于数罪并罚以一人犯有数罪作为事实基础，因而在数罪并罚后适用缓刑之执行方法，历来引人注目，成为敏感话题，甚至成为上诉、抗诉的原因或理由。笔者调研发现，敏感因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部敏感因素。这里所指内部敏感因素，主要是指来自一审法院内部、一审法院所在地政法机关内部以及一审与上诉审、申诉审相对应的法院。当某一人犯有数罪且经并罚后又宣告缓刑，在一审法院多有议论。尤其当并罚时被告人在押，因宣告缓刑马上取保候审解除羁押，同行中较为敏感，私下议论多，甚至疑为关系案、人情案或金钱案。当一人犯有数罪并罚后解除关押，对于提起公诉的机关以及公安等侦查机关比较敏感，甚至公开指责轻纵犯罪，并以此为由提起抗诉。例如黄某，2002年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缓刑期间发现其在2001年犯有故意伤害罪（轻伤），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一年，撤销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2年，引发政法几家争议。检方认为黄某二罪并罚后不应再适用缓刑，因刑法明文规定在缓刑期内发现漏罪或者又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此“撤销缓刑”即意味着并罚后不应再适用缓刑。法院则认为，被告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且伤害他人系多人参与并已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所以仍可以适用缓刑（参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3年第7辑第177-180页）。至于上诉审中改判一审之实刑适用缓刑，比较常见。据重庆市奉节县法院司法统计显示，仅2010一2011的两年中，二审法院改判一审实刑为缓刑的即达7件之多，引发议论。

　　第二，外部敏感因素。当某一犯罪人经法院数罪并罚后宣告缓刑立即回到了家，周围群众及基层组织很少从正当理由上去研究，而是多从关系、金钱等方面挂钩思维，认为被告人家里占人，神通广大，竟把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从牢房里弄回来了。个别有文化的人为此大肆渲染，甚至引用英国人肖佰纳的话说，“法律象蛛网一样，小虫子被粘住了，飞鸟却一冲而过”的名言，令听众深信不疑，对司法发出唏嘘之声。尤其是领导干部或公务人员犯罪、企业老总犯罪、经济领域犯罪这些人，数罪并罚宣告缓刑后，民众很不理解，进而从对司法机关之怀疑引至对国家法律政策之怀疑。其实，缓刑适用在司法实务中过于集中于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盗窃、贪污贿赂等几类罪名，几乎占每一年度适用缓刑的60%以上，某些地区高达80%以上（参见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08-109页），也是民众太过敏感的重要原因。

　　第三，犯罪行为人及其亲属敏感因素。犯罪行为本人及其亲属，往往较少从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上考虑，而从司法机关能够网开一面给予从轻从宽处罚上考虑较多，寄希望较大，因而对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十分敏感，甚至不惜动用亲友邻里写联名信给法院，或直接向办案法官说情甚至送礼以获得从宽处理。因为他们知道，犯罪人一旦被判处实刑，不但直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上学就业无望，而且将承受多种处罚、处理的结局。因为，按照国家人事部人核发[1989]2号《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作人员被判处拘役、管制及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后的工作和工资问题的通知》规定，“缓刑期间表现好的缓刑期满后可以分配正式工作，重新确定职务和工资等级”，对今后生活尚存希望；按照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受刑罚处罚的党员的党籍处理问题的解答》规定，宣告缓刑而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根据犯罪情节和一贯表现，可以不开除党籍，但必须给予党纪处分，对其政治生命尚可珍惜。按照目前政策，对于在校学生犯罪或处于十八周岁临界前后的犯罪人，宣告缓刑尚能保住学业、进入就业或参军的可能。各种类似情况，一人犯罪，全家忧虑，其敏感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人。

　　正因为数罪并罚后宣告缓刑太过敏感，所以必须慎之又慎。为防止缓刑适用不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应采取以下防范措施：第一，从程序上强化公开公正的力度，加强庭审中的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的举证质证及充分的法庭辩论，增强庭审的透明度。第二，凡数罪并罚适用缓刑除法定的未成年人、孕妇和七十五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案件可由合议庭、业务庭决定外，其他所有案件均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三，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量刑指导意见》，严格、合理掌握数罪的量刑要求，严禁为了适用缓刑在对各罪量刑时有意识从轻处罚，从而降低总和刑，使之降至三年以下的现象，业务庭长、主管院长应当严格把关。第四，对于数罪并罚适用缓刑问题，应纳入纪检监察的监督范围，每案必查，有不良反映的重点督查，实行按季、半年、年度专项通报制度，促进数罪并罚宣告缓刑的过程、实务与原则把握置于公开监督的视线之内，以保证办案质量。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论我国共同犯罪未遂与中止理论及其完善

尹振国


摘 要

　　对于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犯罪未遂和中止，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或做法。文章首先列举了学术界关于共同犯罪未遂和中止认定的观点，然后根据刑法原则和有关共同犯罪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刑法典对于共同犯罪规定的不足，作者主张在共同犯罪中止中可以引入“脱离共犯关系”的理论，以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犯罪中止的立法精神，最后就共同犯罪理论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共同犯罪 犯罪未遂 犯罪中止 脱离共犯关系


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指的是共同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本文重点论述同犯罪未遂与中止?。在我国刑法典中，只是明确规定了教唆犯的未遂，但实际上由于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未完成犯罪的原因也不同，这使得共同犯罪形态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
一、共同犯罪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一）简单共同犯罪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1、共同犯罪中的未遂犯与既遂犯
简单共同犯罪，又称之为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即共同犯罪人共同故意实行某种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由于共同犯罪人各人的实行行为，相互配合，成为一个共同犯罪行为的整体，对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应该从整体上加以考察，所以在他们的共同实行行为未能得逞时，共同犯罪人都应该构成犯罪未遂。例如：甲乙两人开枪射杀丙，两人都没有射中，丙乘机逃走，那么甲乙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未遂）。如果共同犯罪人中一人或者其中数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余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他们的行为仍然构成犯罪既遂。例如，甲乙两人开枪射杀丙，甲射中丙，丙死亡；乙未射中，根据共同实行犯“部分行为全体责任”刑事处罚原则，不仅甲要以犯罪既遂论处，而且乙也要以犯罪既遂论处。这一观点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林山田认为：“共同正犯中之各行为人在共同性为决意下所参与共同实施之行为，并非必须全部既遂，始担当既遂之刑事责任。只要共同正犯中之一行为人所实行之行为业已既遂，虽其他行为人之行为尚属未遂，但各共同正犯均成之既遂犯。反之，共同正犯之各行为人所实行之行为，如无一达成既遂者，则各共同正仅担当未遂之责。”[1] 这就意味着在共同正犯中，既遂犯与未遂犯是不可并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罪犯甲乙共谋将牢房的墙壁凿穿逃走。一天，甲乙终于将墙壁凿穿，甲逃脱；乙正要越墙时却被警卫发觉而未能逃脱。在本案中，甲构成脱逃罪既遂，乙构成脱逃罪未遂。又如：甲乙两人共谋强奸某妇女，甲实施了强奸，而轮到乙强奸时，妇女大声呼救，乙怕被人发现，遂与甲逃走。在甲构成强奸罪既遂，乙构成强奸罪未遂。这就是说在共同正犯中，各行为人都是亲手犯时，因为各人的行为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者人身性，因此，共同实行犯中各共犯的未遂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这是共同正犯中的特殊情况，刑法应该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
2、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犯与既遂犯
共同实行犯的犯罪中止，情况较为复杂。共同实行犯中一人在共同实行犯罪的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并且劝说其他共同实行犯放弃犯罪而共同停止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人均成立犯罪中止；如果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主动放弃犯罪者，劝说其他共同实行犯放弃犯罪无效，转而采取防止措施，避免了共同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主动放弃者构成犯罪中止，其他共同实行犯则构成犯罪未遂。这些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均无疑义。存在争论的是，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一人主动放弃犯罪，并竭力阻止其他共同实行犯继续犯罪，但因为力所不及，未能阻止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时对主动放弃犯罪者应如何处理？客观说认为，犯罪中止以彻底的放弃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为要件。犯罪结果之所以没有发生，必须是由于其中止行为所致；否则犯罪结果未能被阻止，或者犯罪结果没有发生是其他原因所致，自动放弃犯罪者不能构成犯罪中止。韩国刑法第26条规定：“行为人已着手犯罪行为之实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结果发生者，减轻或者免除其刑罚。” [2]这是客观说的立法例之一。主观说认为，刑法对犯罪中止之所以规定减轻或免除处罚，是因为中止犯的主观恶性比较小，为鼓励犯罪人自动停止犯罪，使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免受或者少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所以共同犯罪人中某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即使未能防止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应依法按照犯罪中止处罚。1976年联邦德国的刑法典第24条第2款规定：“在数人共同犯罪中，其中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同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犯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或者该犯罪的未遂与中止犯以前参与的行为无关，只要行为人主动阻止该犯罪完成，应该免除其处罚。此外第31条第2款还规定，犯罪不是因为中止犯的行为而不发生的，或者犯罪虽已发生而与中止犯以前参与的行为无关，如果其主动努力阻止犯罪完成的，免除其刑罚。[3]根据德国刑法的上述规定，即使在其他共同犯罪人已经构成既遂的情况下，部分共同犯罪人也可能成立中止犯。
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使犯罪中止。自动放弃犯罪成立中止犯，其所处的阶段只能是在犯罪行为的实施阶段（犯罪结果还未发生）；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成立犯罪中止，则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实行完毕，犯罪达到既遂以前。众所周知，我国刑法总则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是以单独犯的行为为模式作出规定的，这种规定存在着不足之处。下面的案例如果用刑法的规定来解释难以得出满意的结论。
案例：甲乙丙三人共谋敲诈勒索丁，三人共同实施了威逼行为后，甲对乙丙两人说：“我不想再干下去了。”，甲还竭力阻止乙丙两人继续犯罪，但没有成功。如果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甲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的既遂，但可以酌情对甲从轻处罚。这对甲似乎不公平。
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理论存在着不足：
其一：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相违背。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罚”。 一个犯罪行为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该受怎样的刑罚处罚，不仅仅取决于该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同样取决于犯罪人本身的主观危险性。由于中止犯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所以对于中止犯的处罚也应当适当减轻或者免除。如果对共同犯罪中自动放弃犯罪而未能阻止其他犯罪人的继续犯罪行为人作为既遂犯来处理，而忽视其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作出的努力，这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也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其二：与中止犯的有关立法意图相违背。
刑法对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的意图在于鼓励犯罪分子子定放弃犯罪，减少对社会的危害，如果把共同犯罪中的中止简单地理解为全部共同犯罪人自动地放弃犯罪，或者共同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即使有的共同犯罪人自动地放弃了犯罪，但只要其他犯罪人使犯罪达到了既遂，危害结果发生了，就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这样一来，无疑使不给共同犯罪人以放弃犯罪的机会，实际上也达不到犯罪中止的立法目的。
其三：过分强调共同犯罪的整体性。
认为只要共同犯罪达到了既遂，整个共同犯罪就不可能有其他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强调了共同犯罪中“罪”的形态一致性，忽视了共同犯罪中共同行为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在共同犯罪的过程中，只要犯罪分子自动放弃了犯罪，并且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其放弃犯罪前行为没有因果关系，那么，不论其他共同犯罪人处于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都可以成立犯罪中止，这样既符合我国刑法对犯罪中止的立法精神，又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二）复杂共同犯罪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复杂共同犯罪是指犯罪人之间存在着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分工的共同犯罪。在这种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对教唆犯、帮助犯有何影响？教唆犯、帮助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犯罪中止？
1、实行犯的未遂或中止
实行犯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对于教唆犯或帮助反来说，如果实行犯未遂也是出于他们意志意外的原因，教唆犯或帮助犯与实行犯同样构成犯罪未遂；实行犯在犯罪过程中中止犯罪，教唆犯是构成犯罪未遂还是构成犯罪中止，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构成犯罪中止，理由是：在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罪的情况下，应当把教唆这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看作是与被教唆者共同造成的，因此，应当根据被教唆者在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来相应地确定教唆者的犯罪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构成犯罪未遂。理由是，被教唆者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中止犯罪，是出于教唆者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教唆者的行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进一步分析可知，实行犯在犯罪预备阶段或实行阶段中止犯罪，这种中止，对教唆犯来说，如果是出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那就显然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实行犯中止的效力不及于教唆犯。教唆犯应分别应预备犯或者未遂犯论处。如果实行犯的中止，也是出于教唆犯的意志，教唆犯也应该构成犯罪中止。实行犯中止犯罪时，对帮助犯的处理与对教唆犯的处理方式相同。
2、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未遂或中止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教唆犯是否构成犯罪未遂？对此，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预备说，认为在此情况下应以预备犯论处。主要理由是：教唆犯对被教唆人实施教唆行为，与为了犯罪寻找同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寻找犯罪同伙正是犯罪预备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构成犯罪未遂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被教唆这没有实行犯罪的情况下，犯罪行为还是出于着手实行犯罪以前的行为，方能属于犯罪预备。一种是未遂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教唆犯的未遂。主要理由是：教唆犯的着手实行犯罪，是指教唆犯犯教唆他人犯罪的目的付诸实施，被教唆人未实施教唆的犯罪，对教唆犯来说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未遂的特征。教唆他人犯罪，他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刑法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罚，与刑法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相同，可见立法者把这种情况下的教唆犯视为未遂犯。一种是特殊教唆犯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不构成共同犯罪，是一种特殊教唆犯，应该根据其本身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不但与特殊教唆犯的定罪原则保持了一致性，而且更符合特殊教唆犯本身的特点。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我国刑法只规定如何处罚，并没有规定“以未遂犯论”。
被帮助的人没有犯被帮助的罪时，帮助者应当如何处罚，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可以参照犯罪预备犯予以处罚，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该不认为是犯罪。
教唆犯和帮助犯都会发生犯罪中止的问题。在教唆犯、帮助犯教唆、帮助他人犯罪后，他人已预备犯罪或者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的，自动放弃犯罪，阻止他人继续犯罪或者有效地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教唆犯、帮助犯构成犯罪中止、实行犯构成犯罪未遂。如果实行犯经教唆犯、帮助犯的劝说，也自动放弃犯罪或者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教唆犯、帮助犯、实行犯均构成犯罪中止，这些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是没有疑义的。
如果教唆犯、帮助犯虽然自动放弃犯罪，但是没有或者未能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教唆犯、帮助犯、实行犯都构成犯罪既遂。而教唆犯、帮助犯放弃犯罪或者积极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努力只是最为量刑时考虑的情节。
例如：甲雇乙杀丙。后来甲害怕受到法律惩罚而取消了这一计划，不提供酬金给乙、劝乙放弃杀丙，乙不听，将丙杀死。
如果依照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中甲乙均构成故意杀人的既遂，这对甲是不公平的。这也暴露了共同犯罪理论的不足：㈠过分强调共同犯罪中犯罪人的从属性，认为教唆犯、帮助犯都应当从属于实行犯，所以实行犯的既遂既决定了教唆犯、帮助犯的既遂，从而忽略了共同犯罪中犯罪人的独立性。教唆犯、帮助反的行为性质应当参考实行犯的行为，但是不应当完全依赖行为犯的行为。㈡没有充分考虑教唆犯、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他们的中止行为提出了超过他们能力的要求。即一律要求他们阻止他人继续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实际上，在共同犯罪中一些教唆犯、帮助犯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以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能力，是不能阻止其他犯罪人实行犯罪行为的。
二、借鉴“脱离共犯关系”概念，修正共同犯罪理论
“脱离共犯关系”，最先是日本学者大?V仁提出来的，大?V仁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解决虽为中止作出了努力但没能防止结果发生的共犯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大?V仁将脱离共犯关系分为脱离共同正犯关系、脱离教唆犯关系和脱离帮助犯关系。脱离共同正犯关系是指在共同正犯着手实行犯罪以后、达到犯罪既遂之前，共同犯罪者中的一部分切断与其他共犯的利用关系，从共同正犯关系中脱离出去。脱离者对脱离之前的行为负刑事责任，而对脱离之后其他共犯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脱离教唆犯关系，是指在教唆行为引起实行犯着手犯罪后、实行终了前，教唆者努力阻止实行者的实行行为或者努力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是犯罪结果仍然发生。这时教唆者被认为脱离了教唆关系，教唆者只对脱离时为止的实行犯的未遂状态承当教唆犯障碍未遂的责任。脱离帮助犯关系与脱离教唆犯关系类似。[4]
鉴于共同犯罪理论的不足，有必要借鉴“脱离教唆犯关系”理论的优点并加以完善：
1、在坚持传统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共同说、共犯从属性理论[5]的同时，适当强调共犯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不仅包括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帮助犯相对于实行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也包括各个实行犯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2、充分考虑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的地位与作用，法律应当根据各行为人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对行为人进行法律评价。
3、充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通过衡量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到底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还是犯罪既遂。
基于此，可以将共同犯罪中的未遂、中止予以新的认定（与传统刑法理论相同的部分不予论述）。
1、 犯罪未遂 这里的犯罪未遂不是由于共同犯罪中行为人的作用而是由于不可抗力所致，是在犯罪未遂之前已经有一部分行为人退出了共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其处理方法是，只要行为人退出了共同犯罪并且消除其先前行为对后面其他共犯行为的影响，即切断与其他共犯后面行为之间的物理和心理的影响，则行为人只对在这之前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成立犯罪中止。
2、 犯罪中止 共同犯罪已经既遂，但是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在犯罪既遂以前就已经放弃了犯罪行为并且切断了其原来犯罪行为与后面犯罪既遂之间的物理与心理的联系。这包括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