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8号
（2001年3月30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编制防洪规划应当统筹兼顾，科学论证，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利用以及流域、区域综合治理的需要，与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三条 长江湖南段和洞庭湖的防洪规划，按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省内其他江河、河段和城市的防洪规划，按照下列规定制定：
（一）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干流和汨罗江、新墙河以及省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重要河流的防洪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第（一）项规定以外的跨县级行政区的河流、河段的防洪规划，由有关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报所在地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不跨县级行政区的河流、河段的防洪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四）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的防洪规划，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五）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的防洪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编制，经所在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该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纳入城镇总体规划；
（六）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以外的有防洪任务的镇的防洪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纳入镇总体规划。
修改防洪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四条 山洪易发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国土、水利、林业、气象等部门和有关工矿企业制定防治山洪的规划和紧急避灾预案。
洞庭湖区以及其他易涝易渍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利、农业等有关部门制定除涝治渍规划。
第五条 洞庭湖和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干流的河道，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汨罗江、新墙河和其他跨县级行政区的河道、河段，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不跨县级行政区的河道，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河道，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河道、湖泊的具体管理范围，由管理该河道、湖泊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按照防洪规划和平垸行洪、移民建镇规划退出耕种的堤垸，纳入河道、湖泊管理范围。
第七条 在河道、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以及其他妨碍行洪的活动；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
禁止在堤防上修建与防洪无直接关系的工程、设施或者在非汛期临时占用江河、湖泊。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建设确需修建、占用的，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依法批准。
第八条 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法进行建设活动的，应当在作业前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清除尾堆和废渣、恢复河道和堤防功能的责任书，并按照批准的范围、时间、地点和方式作业，不得损坏河道、堤防及护堤地；造成损坏的，应当负责修复或者承担修复费用。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堤防的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等提出堤防安全保护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葬坟、采石、取土等危及堤防安全的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查险排险的需要，可以规定在堤防禁脚一定范围内将鱼池、水田改旱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制定清淤疏浚河道、湖泊规划，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因地制宜地采取定期清淤疏浚等措施，保持行洪畅通。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封山育林育草、退耕还林还草，保护和扩大流域林草植被，涵养水源，加强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以及从事山区开发等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水土资源，尽量减少破坏植被，并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第十一条 护堤护岸的林木和水库周围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种植的林木依法进行抚育、更新采伐和用于防汛抢险采伐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免缴育林基金。
第十二条 防洪工程设施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技术规范、规程、标准进行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确保工程质量。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全面负责，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对各自承担的任务负责。
防洪工程设施应当明确管理单位，加强维护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城市、村镇和其他居民点以及工厂、矿山、铁路和公路建设，应当避开行洪区和山洪威胁、地质灾害易发区、危险区；已建成的，应当采取防御措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制定防御洪水方案，部署汛前洪道清障，筹集防汛抗洪经费和物资，下达防汛调度命令，组织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工作，并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按照权限负责拟定和实施防御洪水方案、防洪工程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编制洪水风险图，审查批准破堤工程，督促清除阻水障碍、修复水毁工程，组织防汛检查，掌握汛情信息，发布汛情公告，组织指挥抗洪抢险和群众转移，管理调度防汛经费和物资。
乡镇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防汛抗洪工作的需要，应当在汛期设立临时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和指挥本乡镇、本单位的防汛抗洪工作。
第十六条 长江湖南段的防御洪水方案，按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省内其他江河、河段、湖泊和城市防御洪水方案，按照下列规定制定：
（一）洞庭湖和湘江、资江、沅江、澧水防御洪水方案，由省防汛指挥机构组织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河流、河段防御洪水方案，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国家确定的长沙、岳阳等城市的防御洪水方案，由省防汛指挥机构分别会同长沙、岳阳等市人民政府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防汛指挥机构备案；其他城市的防御洪水方案，由所在城市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拟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大型水库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由省防汛指挥机构或者由其委托的设区的市、自治州防汛指挥机构组织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汛期防洪实时调度决策权，由省防汛指挥机构或者由其委托的设区的市、自治州防汛指挥机构行使。
重点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由有关设区的市、自治州防汛指挥机构组织拟定，报省防汛指挥机构批准；其他水库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按照水库分级管理权限，分别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组织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汛期防洪实时调度决策权，按照管理权限由相应的防汛指挥机构行使。
撇洪工程汛期调度运用方案，由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跨行政区域的撇洪工程汛期调度运用方案，由双方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撇洪工程汛期调度运用决策权，由批准该撇洪工程汛期调度运用方案的人民政府的防汛指挥机构行使。
第十八条 在汛期，水库预报水位超过防汛限制水位决定泄洪前，水库经营管理机构必须及时向有关人民政府和防汛指挥机构通报汛情，并做好安全泄洪的准备工作。
第十九条 在汛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应当根据气象、水文等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汛情公告。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向社会发布汛情公告。
第二十条 在汛期，有防洪任务的水工程的经营管理机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调度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防汛抢险任务需要，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储备必要的防汛抢险物资和资金。
省防汛指挥机构储备的防汛物资和资金，用于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地区防汛抢险的应急需要。
第二十二条 有防洪任务的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单位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在汛期实行抗洪抢险责任制。
防汛指挥机构应当在汛期密切关注水情和水工程运行状况，根据需要组织人员巡逻查险、排险。巡查人员发现堤坝滑坡、翻砂、鼓水、管涌等险情，必须立即上报，并采取紧急措施控制险情。
第二十三条 根据汛情、险情，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支援抗洪抢险的，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提出申请，报省防汛指挥机构批准。
第二十四条 有防洪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下列途径筹措防洪资金：
（一）财政安排资金；
（二）依照国务院规定设立水利建设基金；
（三）社会捐赠；
（四）其他依法用于防洪的资金。
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可以规定在防洪保护区范围内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
第二十五条 防洪资金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一）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
（二）水文测报设施、防汛信息系统、生物设施等防洪非工程设施的建设、维护；
（三）水毁工程的修复；
（四）防汛物资储备；
（五）抗洪抢险；
（六）其他防汛费用开支。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防洪资金、物资管理制度，保证防洪资金专款专用，专户储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防洪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防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防洪义务的公民不履行防洪义务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履行义务。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2001年3月30日
权力阶层贪污越轨行为的社会成因探析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现代社会孕育着稳定与进步的同时，也滋生着动乱与某些后退的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权利阶层的贪污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几乎每天的报纸、网络都有关于某某官员被双轨或涉嫌贪污受贿的负面报道，这种行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正与进步。因此，有效防止权力阶层的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在现阶段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关键字：越轨行为；权力阶层；贪污腐败
2008年7月9日，记者从广东司法界人士处得到证实，广东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因牵涉全国最大的烂尾楼之———中诚广场执行拍卖案已经被河北省一检察院批捕。随后不久又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涉嫌经济问题，于本月15日上午在北京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并已经得到了司法界人士的证实。
看到这些，不免让人心寒。作为司法权的掌陀人尚且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公权力、法律道德于不顾，那如何建立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又如何维护？法治建设又如何有效进行下去？为什么反腐倡廉进行了这多年，腐败行为却愈演愈烈？造成这种行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成因又是什么呢？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一、 越轨理论简述
越轨行为又称为异常行为、违规行为、偏离行为。它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切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将越轨行为分为多种。首先，根据越轨行为主体的不同，越轨行为分为个体越轨行为与群体越轨行为。个体越轨行为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实施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群体越轨行为是指若干个社会成员结合起来所实施的越轨行为。其次，根据行为违反的社会性质的不同，分为违俗、违纪、违德以及违法越轨行为。前三种越轨行为由于是违反的风俗习惯、道德纪律，对社会的危害不大，故对该三种越轨行为大都采取舆论、行政的手段予以导向。而违法越轨行为由于违反的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对此种越轨行为通过追究法律责任予以处罚。再者，根据越轨者越轨的心态不同，分为非遵从越轨与违规越轨。非遵从越轨是指有意违反自认为是错误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心态是希望自己的违规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其行为目的是力图改变他认为缺乏正当性的规范，并以一种更道德的行为规范代之，基于良知的公民的服从。而违规越轨是指违反自认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规则，其心态是设法掩盖事实，使其违法行为不被发现。 此外，根据越轨行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不同，分为免责越轨和有责越轨。对于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原因或障碍，某些社会成员不能遵守某些行为，故社会免除其社会责任及其后果。对于应具有能力遵守社会规范，但却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者应对其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最后，根据越轨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又可以划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越轨行为。
一个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主要原因是社会规范的存在，而越轨则是对这种社会规范的偏离和冲击，结果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危害了社会体系。即使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越轨行为百害而无一利。如功能主义所主张的越轨行为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其反功能表现为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整合性；其正功能表现为积极的越轨能促进、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变革。即使是某些消极的越轨，也能使原先模糊的社会规则明朗化，使社会价值获得再认识的机会。同时，越轨行为可以为社会团体起到预警的作用，使社会团体关注某个问题，进而设法解决某些问题，避免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位。因此，我们要全面认识越轨行为的功与过，利与弊。
二、 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越轨法社会学分析
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是一种危害深广的丑恶现象，其产生于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政府官员运用人民群众授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它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失范理论认为当人的行为、欲望缺乏有效的限制时，就会产生失范，即规范和价值相对脆弱的一种社会状况，它主要包含三个因素—— “文化规定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可行的方式”以及作出相应行动的集团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具备的资格。当这三要素之间发生急剧分裂时所带来的“文化结构的崩溃”就是失范的现象，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越轨就可能产生。墨登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而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越轨行为是验证该理论合理的典型案例之一。下面笔者结合越轨理论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的社会原因。
（一） 社会普遍文化规定的目标发生变革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是该阶段的基本特征，该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强调上下之间的依附性乃至某种依赖性、在传统的血缘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性政治体制。在这种文化目标下，做官无疑成了令人羡慕的成功者，因为从社会舆论宣传来看，只有达到社会目标的人才可以成为官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传统的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依附性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同时，传统的非功利化价值观也逐步向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社会普遍文化目标向物质转移，个人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标准，因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财富的聚集和丧失的过程，获得竞争成功的人其战利品就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财富。所以，现阶段社会普遍的文化目标已由过去的权力向物质转移，文化目标发生了变革。
（二）达到文化目标的方式的变化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工资。1985年国家将登记工资制改为职务工资制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官员工资的多少，按照职务的高低来确定。同时，对于各种形式的补贴也严格按照职务级别的高低来划分。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的基本工资加上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及各种待遇等隐性收入在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处于较高水平，即权力阶层在物质层面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市民涌入了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与之同处于上流阶层的政府官员，由于其收入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尽管我国财政收入的总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逐年提高，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这必然使得官员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停滞不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文化结构的崩溃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普遍倡导、崇尚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上下依赖的伦理政治体制，使得权力结构成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线，人们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成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而工资作为绝大多数就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人们的经济地位支配工资水平，使得权力阶层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能达到社会规定的文化目标，从而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工资不再是绝大多数就业者的唯一经济来源，市民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凭借自己的智慧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创业，物质财富日益积累增多。同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方文化观念的涌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功利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起来，社会文化目标向以财富为标识的方向转变。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一部分富有的市民被推到上流社会，但由于受传统“官本位”理念的影响，政府官员仍处在上层阶层，这就使同处于上流社会的市民阶层与权力阶层的物质标准形成强烈对比，权力阶层便处于上层阶层的中低收入者的尴尬夹缝中，社会文化结构难免不遭遇崩溃的命运。但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说社会文化目标的变革或者经济的发展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只是当这两者没有很好的衔接上才导致了权力阶层的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 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成本的低廉
失范理论认为当社会文化目标与手段不一致时，行为者会采取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且采取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社会所倡导的目标但拒绝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社会倡导的目标，也有可能放弃社会倡导的目标与制度化的手段，而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方式生活在社会边缘之外，抑或主张一套新的制度和手段取而代之等多种方式。权力阶层在合法方式不能达到社会文化目标时，采取的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他们在接受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以财富为标识的社会文化目标的同时，拒绝采取制度化手段。当然，在当今中国，也缺少制度化手段成长的土壤。在综合权衡收益与成本的比例，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更大的可能性且承担更小的危险性之后，部分官员不惜铤而走险，以贪污受贿的越轨行为聚敛非法财富，以追求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故导致了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 对有效控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思考
贪污腐败是一种社会沉疴和传统痼疾。肃贪倡廉，控制腐败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从历史上看，当人类步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在统治阶级的成员中，贪污腐败行为成为政府官员的缠身病魔。每一次政权的崩溃，原因虽不尽相同，但无不与官吏的贪污腐化行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干系。每一次的反贪惩腐，又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明。然而，历代剥削阶级的命运总超脱不了令人生畏的周期律：善使者众，善终者寡。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我们仍面临着肃贪倡廉的政治任务。综合上文可以得出：贪污腐败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于实现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的丧失以及非法途径付出成本的相对低廉。于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思考如何有效控制权力阶层的贪污腐败越轨行为：
（一）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培养政府官员正确的价值观
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人生观、苦乐观、荣辱观和价值观教育，使他们以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为荣；以玩忽职守，腐化堕落为耻。通过教育，使权力阶层真正领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真谛。从实际出发，勤政为民，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深入群众，遵纪守法，勤奋工作，坚持廉洁奉公，“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贱也”，要求官员深切认识到廉政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进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抛弃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二）建立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我们在强调加强行政道德规范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政府官员的物质需要。官员也是社会的一般人，有着平常人的物质追求。同时，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特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物质需求高于一般民众。因此，有必要调整现阶段的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以及各种待遇，使权力阶层具有与其身份地位一致的收入水平。当然，由于我国官员的工资与国家财政收入挂钩，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是一蹰而就的事情，并且我国现阶段还存在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配置冗余的状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机构改革，精简人员，通过减“僧”的方法达到增“粥”的目的，从而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有效抑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
（三）加强行政监督，建立健全反腐的司法制度，发挥社会制裁功能，提高非法途径成本
目前，我国对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主要依靠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综合发挥系统内外的双重监督作用，加强对政府官员执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监督。同时，建立健全反腐败的司法制度，抓紧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及时预防、发现、侦破、查处各种腐败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制裁功能，一旦认定政府官员的行为属越轨行为，必须诉诸于外在的社会控制力量，使其受到应有的惩处，提高其非法途径的成本，使后来者、效仿者在越轨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抑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达到规范权力阶层行为的目的。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世界性社会现象，古今中外都有腐败，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反腐败。要把反腐工作当作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来抓。肃清腐败，须从源头上解决，寻找当今腐败行为存在的社会原因，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反腐工作落到实处，廉政之风遍及全国。
参考文献：
1. 吴玉荣，陈大水.浅析腐败的成因及政府腐败的控制[J].社会科学研究，2000（4）：6.
2. 王玲玲.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价值观的重塑[J],学术探索，2000（2）：20.
3. 吕耀怀.越轨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