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江国家旅游渡假区条例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之江国家旅游渡假区条例
（1994年11月25日杭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1995年5月4日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加快旅游设施建设，促进杭州观光渡假型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杭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渡假区（以下简称渡假区）。渡假区位于钱塘江畔，紧靠西湖风景名胜区，东起五云山疗养院，西至龙坞乡，北起五云山麓，南至
珊瑚沙。总面积为9．88平方公里。
第三条 渡假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实行国家旅游渡假区的特殊政策和新型管理体制，使渡假区成为旅游渡假和观光相结合，符合国际旅游渡假要求，以接待境外旅游者为主的综
合性的国家旅游渡假区。
第四条 鼓励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在渡假区内投资开发建设旅游设施（包括基础设施）和经营旅游项目。
第五条 合理开发利用并切实保护渡假区内的旅游资源。所有开发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渡假区的总体规划，切实保护好城市饮水水源和渡假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与旅游环境。
第六条 渡假区内的土地依法征用为国家所有。渡假区内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制度。通过依法出让或转让，境内外投资者可以取得土地的使用权。
第七条 渡假区应当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渡假区内投资者的资产、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第八条 渡假区的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权
第九条 渡假区设立杭州之江国家旅游渡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渡假区管委会），代表杭州市人民政府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十条 渡假区管委会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编制渡假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制定渡假区的各项行政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审批或审核报批渡假区内的投资建设项目；
（四）负责渡假区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土地的征用、开发、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和房地产管理工作；
（五）负责渡假区的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工作；
（六）负责渡假区的财政、税务、审计、物价、统计、劳动、人事、治安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受托监管国有资产；
（七）管理渡假区的旅游业务、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涉外经济活动；
（八）处理渡假区涉外事务；
（九）统一规划和管理渡假区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
（十）保障渡假区内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十一）协调管理有关部门设在渡假区内的派出机构的工作；
（十二）杭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一条 渡假区管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若干工作机构。
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渡假区设立的分支机构，由渡假区管委会与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实行双重领导，以渡假区管委会为主。
第十二条 渡假区的金融、国税、保险、外汇管理、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等业务工作，均由有关部门或其设在渡假区的派出机构、分支机构办理。
第十三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渡假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为渡假区的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章 投资和经营
第十四条 渡假区鼓励开发建设和经营下列项目：
（一）渡假村、宾馆、别墅、餐饮、购物设施；
（二）游乐、娱乐和文化、体育、健身设施；
（三）游览、交通旅游服务项目及其他第三产业项目；
（四）与旅游业直接有关的无污染的生产性项目；
（五）与渡假区相配套的公用基础设施。
第十五条 渡假区内经批准可开办外汇商店、免税商店和中外合资经营的商业企业。
第十六条 渡假区可兴办国家法律所允许的涉外旅游服务项目。
第十七条 渡假区内经批准可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第一类旅行社，经营海外旅游业务，并可按规定开办中外合资经营的旅游汽车公司。
第十八条 在渡假区内兴办企业，由投资者向渡假区管委会提出申请，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批准（旅游项目按生产性项目限额审批）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在渡假区内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第二十条 渡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在渡假区所在地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或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开户。
第二十一条 渡假区内的企业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并按有关规定向渡假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和统计报表，接受渡假区管委会的监督。
外商投资企业报送的年度会计报表，应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验证。
第二十二条 渡假区内的企业歇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有关歇业注销登记手续，并对其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资产可以转让，属于境外投资者的资金
可以按有关规定汇出境外。
第二十三条 渡假区内的企业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和聘用制。渡假区内企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招（聘）用境内外职工。其中招（聘）用的外籍职员须报渡假区管委会
批准。
第二十四条 渡假区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工会，依法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渡假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
第四章 优惠待遇
第二十五条 渡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计征地方所得税。其中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企业获
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并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渡假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按规定缴纳所得税后，外商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在渡假区内投资开办其他建设和经营项
目，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税款的40％。再投资不足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还的所得税税款。
第二十七条 渡假区内为建设基础设施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基本建设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第二十八条 渡假区内土地出让金除按规定上缴造地专项基金外，在规定年限内全部留在区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九条 渡假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的建筑材料、生产经营设备，常驻的境外客商和职员进口安家物品，在合理数量内，经海关核准，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
税。
关于国企改革——谈谈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体会
秦旭东
国有企业改革很久以来一直都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国上下、海内海外，万众瞩目。国家提出“三年脱困”的雄心壮志，我们的执政党为此呕心沥血，党的总书记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政策。据宣布，到2000年底，“三年脱困”目标已基本实现。伴随着入世的步伐，国有企业改革必将向纵深发展。在此，我想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症结之所在——追本溯源
国有企业的问题处在哪里呢？政企不分、产权不明、历史包袱重、缺乏竞争力等等，这些几乎是大家一致的共识。然而根本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发现症结之所在。
国有企业在当今世界是普遍的现象，不是我国所特有的。但是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情况尤其特殊性。 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不同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我国的国有（国营）企业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考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红旗的底色，国营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二是基于现代化（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向现代化进步的国家，中国选择了国家全面参与、政府直接推动的发展模式。当时在封闭的条件下，选择自力更生的道路，国家通过工农剪刀差和职工低工资来取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基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发展模式客观上要求一个全能的政府和全面的国有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经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从公有制一统天下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争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越来越面临着改革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重新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多年来的改革成效也可以说是显著的，但“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并不是没有水分，国企改革之路还远没有结束。
国有企业的问题关键在于竞争力，为什么会竞争乏力呢？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区探讨，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恐怕是先要看清楚国企的真面孔。实际上，只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稍作考察，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国有（国营）企业，他们不仅仅是或者说很重要的性质不是生产组织，而是“单位”——在前公民社会（也可以说是“单位社会”），单位实际和个人、实现国家有效控制的重要工具。即使是在不断改革以后，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国有企业作为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被推向市场，他同其他市场主体相比仍有其特殊性，比如“婆婆”、“管家”多，而且个个厉害，比如执政党的基层组织进入作为商事主体的企业，比如企业的工会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等等。当然，除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以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有企业都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是社会或者国家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途径，在一些特殊的产业中发挥着特殊的职能、完成特殊的任务，或者体现特殊的利益要求”（有关这种观点可以参看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金碚教授的相关著述）。因此，与一般的商事主体不同，国有企业并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大和唯一目标，而是或多或少承担着某些社会责任和国家任务，比如国家安全、社会公益，弥补市场缺陷，发展高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民族产业，提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条件等等。因此，国有企业有其自身难以完全克服的弱点，国家必须给予它某些特权和优惠。在国家的“千宠万惯”之下，国有企业往往缺乏竞争力。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会有所差异，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也相当有限，而且他们有着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经验，问题一般并不严重。但在我国，鉴于各种特殊情况，国有企业的问题就必然会突出出来了。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却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实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少而精是国有企业的理想状态。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的比重过大，不符合市场经济关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和功能定位的要求。
二、路在何方——“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国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已是积重难返，靠政府的输血喂奶自然是不行的。“三年脱困”的目标实现即使是没有什么水分，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这样的成绩也难保长期的效果。以我看，江泽民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里面包含着不少玄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抓大放小”和笼统的“战略性调整”。这里面，“为”和“不为”的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国有企业。
之一：政府——该松手处就松手
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处在政府。“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自己的正确定位是十分重要的，那些应该做，那些不能做，应当分清楚。应当说，现代政府仅仅立足于一个“守夜人”的地位是不够的。但中国情况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管的事情太多，目前我国基本上还是一套以管制和审批为主的经济管理模式。实际上，除了“守夜”以外，政府在经济方面要做得只应当是这些事情：进行宏观调控，保障市场秩序，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搞好社会保障工作，做好基础性服务工作等。并且，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要透明、公正，廉洁、高效，要干得了事、负得了责。因此，我们的政府要下决心“有所不为”，在经济方面，政府的触角要从微观领域全面缩回，该松手处就松手。就政企关系而言，政府应该辞去“婆婆”或“管家”的职务，不能对企业干预太多，而要安心做好本分工作，充分保障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国有企业，从广义上说，在我国目前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以及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国家立足于投资者的定位，承认法人所有权。如果说企业法人成立后国家投资的财产所有权还归国家的话，那么企业和已成为法人主体呢？实际上国家投资以后就失去了财产所有权，但同时获得股权，它对企业享有股东享有的一切权利。这就好比我们把钱存进银行，失去对货币的所有权但同时获得对银行的债权，。文并没有失去什么，只不过是权利形式变化了而已。所谓的法人财产权到底是法人所有权还是经营权的论争是没有意义的。经营权是个不伦不类的概念，说它不是所有权，它却包含占有、使用、收益何处分四种权能；说它是一种新型的物权，再现有的物权体系中又找不到其合适的位置。实际上这一论争后面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作祟，用单一僵死的“所有制思维模式”去衡量一切经济现象，硬要讲“所有制”同“主义”挂钩。其实二元化的非公即私的“所有制”概念已经过时了，用“产权”这个概念最为合适。拿一个股权足够分散的公司来说，说它姓公姓私都是武断的。如果不严格按照法人制度去运作，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的问题就没法解决。所谓国家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才是实在的；而对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言，其相应的主管机关才是实在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对政府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话，恐怕具体的握有权力的官员才是实在的。可见，国有企业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必须通过法制途径理顺各种关系，真正做到产权明晰、责权分明，使之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之二：国企——那里需要才到哪里去
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即使政府站好了位，有所为、有所不为了，问题也不见得就解决了。原因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遍地开花不见得到处都能结果。尽管经过改革，“抓大放小”了，也进行了某些“战略性调整”，但国有企业的数量仍嫌过大。 前面已经说过，国有企业不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只有将其定位于特殊企业的地位，才能发挥其优势，承担其其应付的责任，否则将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正如目前的情况一样，累坏了政府也拖垮了银行。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谓“有所为”，不是要教条地去体现某种所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要在其特殊的位置上担负起其特殊的任务，保障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实现全社会的经济总量的最大增长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起到支撑、引导和带动的作用。支撑就是要创造基础条件、满足社会的需要，做那些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不愿做或者不能做得的事情。引导和带动作用就是针对那些起点高、开始时风险大或者缺乏吸引力的行业，国有投资应当先行进入，逐渐引导和带动民间投资。这些关键行业和领域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另以及自然垄断行业和一些具有战略意义或者高风险性的行业。比如军工、制币、特殊药品产销等非常特殊的行业，石油、有色金属等战略性资源行业，航空、航天、核工业、基础电子等战略性高技术行业，城市供水、供电、供暖、公交等公益事业和医疗、教育等非营利行业，金融业，新闻出版业等等。当然，除了第一类非常特殊的行业以外，对其他领域非国有企业并不是绝对地不能“有所为”。根据其同国家安全、社会公众的利益关联性的不同和国家的相关政策调整，非国有企业也可以有条件地进入，只需保证国有企业绝对或相对的优势即可。这样既有利于提高行业效率，也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社会利益目标。
所谓“有所不为”，从规模上讲，就是要从那些点多、面广、分散、市场需求变化快的中小企业中退出，让位于更为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从竞争性看，对于专以营利为目标、产业进入门槛不高、市场竞争造成的震荡对社会经济冲击不是特别大的行业，即一般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要尽可能退出。对于具有一定战略性意义的竞争性行业，如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行业，国有企业也要适当退出，只需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当然，鉴于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情况，国有企业的退出也要有步骤地、稳妥的逐渐退出，以避免负面效应。这就有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做好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等。对于继续保留的国有企业，政府除了完善股份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外，还要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造的先进经验，建立有效的制度，以弥补国有制难以完全避免的弊端。
